从1986年检查出病情之后，直至1998年，沈鸿大部分时间在医院里度过。
　　那时候，沈老已经不能下床了，但每天早上第一件例行的大事仍然是读报。每天早上，吴英把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经济日报》、《法制日报》、《参考消息》等报纸给他早早送过去，然后把他扶起来，靠在床头。沈鸿读报认真是出了名的，有一次沈老在某大报上看到一个产品的宣传广告，知道这个产品不好，但还是让吴英根据地址邮购了一件该产品。收到产品后，沈鸿仔细研究、检查，找出问题，然后很认真地给这家报社写了信，并给研制这种产品的厂家提出了建议。对于报道自己的文章，沈鸿的要求就更加严格。有一次，北京某报纸报道他时用了"机械泰斗"这样的字眼，他看到后觉得夸大了，就几次三番写信要求更正。
　　沈鸿是个平和的人，生病后就一直断断续续住院，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对谁摆过架子，医生说就听医生的，护士说就听护士的，就是到最后也没有看见他对身边的人发过一句牢骚，喊过一声痛苦。
　　1997年的5月，正值香港即将回归，举国上下翘首期盼。那段时间，沈老病情突然加重，人一会清醒、一会迷糊。即使这样，他还念念不忘香港回归，每天新闻必看、报纸必读。他的病房里插着一面香港旗子，一面五星红旗。他有个1万元的助听器和一台10波段收录机，只要身体允许，他就拿着望远镜坐在电视机旁边看新闻。李岚清同志到医院看到沈老的这种情况后，告诉吴英："一定要想办法减少老爷子的痛苦。"吴英回忆说："那时候父亲一心关注的是香港回归，我们也不忍心阻拦他！"
　　大约到了1997年6月，沈鸿病情稍有好转，就叫吴英搀扶着他到天安门香港回归倒记时牌下合了一张影。
　　沈鸿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，他的人品、学问，他的思想境界、爱国情怀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感到。
　　沈老平生喜用国货。一台石家庄电视机厂制造的北京牌19英寸电视机，他一直用了14年，直到实在无法再修才送还厂家供研究用，接着又买了该厂生产的一台14英寸电视机。尽管早在买那台老电视机的时候，市面上已有了价更廉、物更美的日本电视机，但他表示"贵也要买中国货"。其他的如电冰箱、洗衣机、相机、胶卷，也莫不如此。他这样做绝不是出于简单抵制"洋货"的心理，而是为了在使用这些国货时发现问题、提出改进意见，以帮助有关厂商提高产品质量，建立中国自己的名牌。沈鸿十分赞赏保定乐凯胶卷厂咬紧牙关、克服困难，通过不断改进产品质量，与享有巨大销售优势的"柯达"、"富士"胶卷一争高下的决心和气概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他不顾体弱多病，仍为实验这种国产胶卷花费了大量的时间、精力。每拍完一卷，他总是迫不及待地（有时候甚至自己步行两三站地）冲印出来，仔细研究，发现问题立即向厂家反映。每当发现胶卷质量有所提高时，老人脸上总是显露出孩子般的笑容。
　　沈老十分鄙薄那些一味崇洋、一心只想花钱"买"现代化的人，称之为"败家子"。他常说："中国这样一个大国，靠买是买不来四个现代化的。没有志气，不思自力更生，永远也改变不了中国的落后状况。"
　　沈老谆谆告诫子侄"遇事必先从国家利益考虑"，他最喜爱背诵的诗句之一是林则徐的"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"。沈鸿以他的一生实践了这一人生信条。
　　1998年2月份沈老病情加重后，他的夫人吴平也病了。两位老人分住在两家医院，沈鸿在人民医院，吴平在佑安医院。等病情稍微缓和，有一天，沈鸿叫吴英去接吴平。吴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："我们都知道父亲有重要的话要向母亲讲，进了病房，他们关上门说了整整一个小时。"在送母亲回去的路上，吴英好奇地问母亲："您们都聊的啥呀？"吴平说："只说了三件事，钱已经捐了，书也要捐了，房子就按政策办，不要搞特殊化。"剩余的时间，两位老人谈的都是香港回归等国家大事。
    吴英说："父亲抱病期间，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谈论过自己。